基于LUCC强度图谱的耕地时空演变模式研究

  文章采用Intensity Map模型（IM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图谱，从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角度分析了广东省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时空演变模式，为新时期耕地保护决策提供支撑。根据结果得出：①耕地在向建设用地转化过程中呈现系统倾向性特征，特别是工矿与交通运输用地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的绝对转入强度从耕地获得转入；②耕地在向园地、林地和坑塘水面转化过程中呈现绝对倾向性特征，其中转为园地的经济收益比较效应突出；③广东省耕地流入过程中，以林地、草地为主，呈现倾向性特征；④广东省2005—2023年耕地空间变化整体呈现“全域快速减少→全域总量平衡→沿海区域减少→全域稳中有增”特征。建议持续强化耕地用途管制、耕地种粮补贴激励政策、耕地保护跨区域补偿等制度顶层设计，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相结合，推动广东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朱灵伟,陈晨,彭云飞,钱竞.基于LUCC强度图谱的耕地时空演变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37(12):52-63.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是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和命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从国际看，面对世纪疫情、地区冲突、极端天气等因素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全球粮食出口市场紧缺；从我国国情看，人多地少、耕地质量不高、空间格局不均衡、后备资源不足等现状短期内难以扭转。“二调”以来，全国耕地总体减少了约1.1亿亩，减幅为5.56%。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三调”结果为，广东省人均耕地约0.23亩，不足全国中等水准的1/5。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逐步发展，未来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占用耕地趋势不减，耕地占补、进出“双平衡”压力仍然很大。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窗口”，广东担负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的使命任务，与此同时耕地保护也面临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对耕地时空演变模式进行探讨总结，以应对未来一个时期统筹保护与发展的重大挑战。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and Use/Cover Change,LUCC）是气候、地形、人类活动等多种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作为表征土地变化信息常用的量化途径，常用于分析某一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别之间的转换规模差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耕地时空变化及驱动机理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空间尺度方面，大致划分为省级、市级、县级尺度，以及城市群尺度、流域尺度等，用以揭示耕地数量变化趋势、利用驱动机制和质量特征。研究时间尺度方面，多集中在2000年至2020年,主要是分析单一时间段内耕地演变特征。研究分析方法方面，主要以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CLUE-S模型、灰色动态模型GM(1，1)+Markov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景观格局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为主。上述研究成果对解析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机理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仍有更加强完善的方向：一是时间尺度上，现有研究多关注在某时间段前后结果对比，较少结合国家五年规划，从内部对比分析政策引导对耕地变化的作用；二是分析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耕地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鲜有从土地利用变化强度角度深入分析耕地流向变化模式；三是在耕地转化方面，对于耕地流向农用地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以广东省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3年5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借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龚健教授团队提出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度分析框架，构建绝对数量上地类转换趋势的判定标准，采用配套软件Intensity Map模型（IM模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图谱，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两个层面探究不同时期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新增耕地变化的模式，以期为广东省统筹耕地保护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参考。

  广东省地处中国大陆最南部，陆地范围在北纬20°09～25°31，东经109°45～117°20之间。地势总体北高南低，北部多为山地和高丘陵，南部则为平原和台地。珠江三角洲、粤东沿海地区、粤西沿海地区、粤北山区构成“一核一带一区”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广东省耕地总面积为2852.87万亩，占全省陆域面积的10.57%。其中，珠三角地区耕地面积为609.03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1%；粤东地区耕地面积为275.29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0%；粤北地区耕地面积为933.19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33%；粤西地区耕地面积为1030.52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36%。优质耕地分布区域与人口经济发展集聚区高度重合。“十四五”期间，随着广东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耕地面临高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建设占用及农业结构调整占用的压力仍然很大。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其中，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4期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年度土地覆盖数据集（Annual China Land Cover Dataset,CLCD），2023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地理监测云平台（），空间分辨率均为30m×30m。该数据以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将全国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6个一级类、25个二级类，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新分类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坑塘水面、水域、湿地、城镇村用地、工矿与交通运输用地（以下简称“工交用地”）、未利用地10个地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行政区边界，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社会经济数据包括人口、GDP等，来源于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1）绝对强度。绝对强度用以反映在一段时间间隔内各地类间相互转化的绝对数量情况。对于耕地而言，可从耕地流出和流入两个角度分析：①耕地流出，指期初是耕地，期末变为其他非耕地类F（园地、林地、草地、坑塘水面、水域、湿地、城镇村用地、工交用地、未利用地）的情况；②耕地流入，指期初为非耕地类F，期末变为耕地的情况。通过计算绝对转入强度（AIin）、平均绝对转入强度（MAIn）、绝对转出强度（AOmj）、平均绝对转出强度（MAOm）4项指标进行趋势变化分析，其中i表示期初地类；n表示期末转入地类；m表示期初转出地类；j表示期末地类。相关计算公式为：

  式中：Sin表示期初地类i在期末转入到地类n的面积，Snn表示期初到期末地类n未变化的面积，I代表期初地类数量，Yt代表期初时间节点年份，Yt﹢1代表期末时间节点年份。

  式中：Smj表示期初地类m转出到期末地类j的面积，Smm表示期初到期末地类m未变化的面积，J代表期末地类数量。

  （2）相对强度。相对强度用以反映在一段时间间隔内，各地类之间转化强度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对于耕地而言，也可从耕地流出和流入两个角度分析，与绝对强度对应，包括相对转入强度（RIin）、平均相对转入强度（MRIn）、相对转出强度（ROmj）和平均相对转出强度（MROm）4项指标。相关计算公式为：

  式中：Sij表示期初地类i转入地期末地类j的面积，Snj表示地类n转变为期末地类j的面积。

  通过构建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趋势判定矩阵（表1），解析耕地流出为建设用地和非耕农用地、耕地恢复（流入）的趋势特征。

  通过IM模型对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信息进行可视化表达，构建形成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度图谱用于展现区域耕地变化的关键模式（图1）。强度图谱的x轴表示期初地类，y轴表示期末地类。每1个分析单元中包含4个元素，A和B分别用于标识地类绝对转入强度和绝对转出强度，C和D分别用于标识相对转入强度和相对转出强度。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2）能够全面反映耕地变化的数量和方向，但无法直观判定地类之间的转移趋势及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图2为IM模型分析结果，通过对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视化表达展现了广东省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度图谱。从耕地流出看，四个时期耕地流向城镇村用地、工交用地、坑塘水面呈现系统倾向性特征，耕地流向林地呈现绝对倾向性特征，均符合耕地变化的区域共性规律。耕地流向园地和草地则表现出区域特异性。其中，园地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呈现系统抑制性，但在2015—2020年、2020—2023年则呈现出系统倾向性。草地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呈现系统抑制性，在2015—2020年和2020—2023年则呈现出系统倾向性。

  耕地“非农化”是指在耕地上从事非农业生产行为，主要体现为城市建设和区域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地。由于城镇建设适宜区和农业生产适宜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耕地在向建设用地转化过程中呈现系统倾向性特征。从绝对强度视角看，若各地类以同一绝对强度转化为建设用地，则建设用地从其他地类获取的转入面积应相等，反之则具有特异性；从相对强度视角看，若各地类按照期初面积比例转为建设用地，则各地类相对转入强度应相等，即意味着转化过程对各地类的期初比例结构影响是一致的，反之则具有地类变化特异性。图3为广东省2005—2023年耕地流向建设用地强度分析结果，具体解析如下：

  （1）耕地→工交用地。绝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5—2020年两个时期，工交用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1%、0.012%）的绝对转入强度（0.036%、0.038%）从耕地获得转入，表明重大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更倾向于占用耕地获取，从而抑制从其他地类获取（图3c），根本原因是，2005—2010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2015—2020年，特别是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经济提高速度疲软，国家为提振经济加速推进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国家、省、市大量项目落地导致占用耕地规模较其他时期增加明显。同理，耕地以高于中等水准（0.001%、0.002%）的绝对转出强度（0.002%、0.003%）转出至工交用地（图3a），表明耕地转为工交用地具有倾向性。相对强度方面，除2005—2010年之外，耕地均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向工交用地转化，表明城镇村用地和未利用地更倾向于将较大比例规模转为工交用地（图3d）。同理，工交用地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从耕地获取面积（图3b），表明虽然基础设施项目占用耕地需求大，但从土地利用结构来看，受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影响，项目建设往往遵循“不占或少占耕地”原则，比例有所控制。

  （2）耕地→城镇村用地。绝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三个时期，城镇村用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2%、0.003%、0.005%、）的绝对转入强度（0.036%、0.038%、0.014%）从耕地获得转入（图3e），表明城市建设更倾向于占用耕地，广东省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城市建设开发“趋利避害”，极易占用地势平坦的农田。同理，耕地以高于中等水准（0.001%、0.002%、0.004%）的绝对转出强度（0.003%、0.004%、0.0094%）转出至城镇村用地（图3a），表明耕地转为城镇村用地具有倾向性。相对强度方面， 除2020—2023年外，耕地均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向城镇村用地转化（图3f）。同理，城镇村用地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从耕地获取面积（图3b），表明地类转化过程中耕地比例变化不大。

  耕地“非粮化”是指将耕地用于非粮食作物种植的生产行为，如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别的类型农用地。长期以来，我国对于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实施“占补平衡”，但对于耕地转为非耕农用地（农业结构调整）没明确的要求。2021年起，国家开始对耕地转为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和农业设施建设用地要求落实“进出平衡”。同时，市场经济中农民更趋向于寻求生产经营的效益最大化，耕地“非粮化”逐步成为过去十多年广东省耕地减少的主要的因素。图4为广东省2005—2023年耕地流向农用地的强度分析结果，具体解析如下：

  （1）耕地→园地。绝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园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15%、0.0004%、0.0013%、0.0017%）的绝对转入强度（0.003%、0.003%、0.002%、0.003%）从耕地获得转入（图4a），表明种植园地倾向于从耕地处获取面积，主要是耕地相对其他地类，在土壤肥力、坡度条件、灌溉排水设施、田间道路等生产条件要素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种植粮食的收益远远低于种植香蕉、火龙果、百香果、葡萄等经济作物，农户更加有积极性调整种植结构，因此耕地逐步向园地转化。相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三个时期，耕地均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向园地转化（图3b、图4b），表明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地更倾向于将耕地面积以更高比例转入至园地。究其原因，一种原因是由于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导致耕地较大规模转为园地，另一方面是由于广东省2008—2012年利用园地山坡地大规模开垦耕地，以及2017年以来大规模实施垦造水田、土地整理复垦等项目使得部分园地转为耕地，双重因素叠加下耕地和园地比例变化不大。

  （2）耕地→林地。绝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三个时期，林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04%、0.0008%、0.001%）的绝对转入强度（0.0007%、0.0036%、0.0034%）从耕地获得转入（图4c），表明林地更倾向于从耕地处获取面积，且远高于园地。一种原因是2009年起在广东省全方面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导致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是农业与非农业的比较收益差异、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城市等原因致使耕地撂荒，耕地逐步成为荒林地。同理，耕地以高于中等水准（0.001%、0.002%、0.004%）的绝对转出强度（0.003%、0.008%、0.009%）转出至林地（图3a），表明耕地转为林地具有倾向性。相对强度方面，2020—2023年，耕地以大于平均相对转入强度（0.04%）的比例（0.09%）向林地转化，相较于园地、草地、未利用地，耕地倾向于以更高比例转入至水域，使得转化过程对耕地占比有相对更大的影响。

  （3）耕地→坑塘水面。绝对强度方面，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坑塘水面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5%、0.0006%、0.003%、0.002%）的绝对转入强度（0.021%、0.0015%、0.01%、0.008%）从耕地获得转入（图4e），表明坑塘水面更倾向于从耕地处获取面积。受地理环境条件影响，广东省池塘养殖具有较长的历史，以传统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菜基鱼塘”等为主的养殖生产方式，使得耕地更容易向坑塘水面转化，部分区域鱼塘甚至曾被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目前，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策中，坑塘水面尤其是鱼塘已不属于耕地范畴，国家也不允许新增占用耕地挖塘养鱼。相对强度方面，四个时期耕地均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的比例向坑塘水面转化（图4f），主要是坑塘水面规模相对于园地、林地较小，转入转出过程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有限。

  耕地恢复主要是指将国土变更调查中标注为“就可以恢复”和“工程恢复”的园林地逐步整改恢复为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对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耕地恢复为“三调”后国家结合耕地“进出平衡”政策提出的概念，本文重点分析2020—2023年的耕地变动情况。如图5所示，在绝对强度方面，耕地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5%）的绝对转入强度分别从林地（0.0081%）、草地（0.009%）获得转入（图5a），表明耕地倾向于从林地、草地处获取面积，说明近几年广东各地大力推行耕地恢复成效显著。同时，园地以高于中等水准（0.0037%）的绝对转出强度（0.007%）转出至耕地（图5c），林地以高于中等水准（0.001%）的绝对转出强度（0.0067%）转出至耕地（图5e），表明这两种地类转化为耕地具有倾向性，且抑制向草地、坑塘水面、未利用地转化。相对强度方面，园地以小于平均相对强度（0.0009%）的比例（0.0007%）向耕地转化，表明园地转化过程中比例结构受到的影响有限。林地以大于平均相对强度（0.009%）的比例（0.014%）向耕地转化，相较于其他转化至耕地受抑制的地类，林地更倾向于以更高比例转入至耕地。

  受地形条件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格局影响，广东省耕地大多分布在分布在珠三角平原区、粤东和粤西沿海平原区，优质耕地分布区域与人口经济发展集聚区高度重合，耕地破碎化程度较高。图6反映了广东省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各地市耕地变化幅度，有着非常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整体看来，耕地空间变化呈现“全域快速减少→全域总量平衡→沿海区域减少→全域稳中有增”的变化特征。分时期看：2005—2010年，随着广东省城镇化快速推进，各类城市基础设施和区域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需求激增，全域耕地迅速减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和粤西沿海地区，如珠海、佛山、中山、江、湛江、茂名、阳江等市，耕地减幅均超过20%；2010—2015年，随着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严格实施，通过开展补充耕地项目建设，全省实现了耕地总量基本平衡。特别是粤北地区和粤西地区，如梅州、河源、清远、茂名、阳江等市，耕地增幅均超过5%，有效对冲了珠三角地区耕地占用，支撑全省总量平衡；2015—2020年，耕地上种粮食与种果树、种花卉、挖塘养鱼等之间的收益剪刀差，成为耕地流失的新的内在动力。特别是粤西沿海区和珠三角地区耕地减幅明显；2020—2023年，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形势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国家耕地用途管制和种植用途管控政策出台，实行耕地占补和进出“双平衡”，有实际效果的减少了耕地流出；同时，城镇化进度放缓，城市开发建设进入存量发展模式，耕地占用也逐步减少，全省耕地逐步呈现稳中有增。

  （1）广东省耕地在向建设用地转化过程中呈现系统倾向性特征。其中，耕地转为工交用地受国家政策、经济变化影响较大，特别是在经济疲软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2005—2010年（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2015—2020年（2019年爆发新冠疫情）两个时期，工交用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1%、0.012%）的绝对转入强度（0.036%、0.038%）从耕地获得转入。耕地转为城镇村用地有着非常明显的地理性特征，由于城镇建设适宜区和农业生产适宜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城市建设开发“趋利避害”，极易占用地势平坦的农田。

  （2）广东省耕地在向园地、林地和坑塘水面转化过程中呈现绝对倾向性特征。其中，耕地转为园地有着非常明显经济收益比较效应，如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园地分别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15%、0.0004%、0.0013%、0.0017%）的绝对转入强度（0.003%、0.003%、0.002%、0.003%）从耕地获得转入。由于缺乏种粮补贴及农业结构调整政策约束，农户更加倾向于将承包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以获取更高收入。耕地转为坑塘水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和政策导向作用，2020年之前，在耕地上因地制宜发展桑基鱼塘、蔗基鱼塘、菜基鱼塘符合政策要求，但2020年之后，受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形势变化影响，该模式逐步受到限制，国家鼓励耕地优先用于种植粮食。

  （3）广东省耕地流入过程中，以林地、草地为主，呈现倾向性特征。2020—2023年耕地以明显高于中等水准（0.005%）的绝对转入强度分别从林地（0.0081%）、草地（0.009%）获得转入, 表明耕地倾向于从荒林地、荒草地处获取面积，侧面反映出耕地恢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耕地流入从园地处获取的面积有限，表明农户对将园地改为耕地用于种粮的意愿仍然不强，耕地恢复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4）广东省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耕地空间变化特征与经济发展特征高度一致，总体呈现“全域快速减少→全域总量平衡→沿海区域减少→全域稳中有增”的变化特征。

  本文基于广东省2005—2010年、2010—2015年、2015—2020年、2020—2023年四个时期耕地变化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加强耕地用途管制。未来一个时期，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耕地保护之间求得平衡是广东省面临的重大挑战，部分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冲突的耕地要逐步调整或者退耕，反之，一些占用耕地在平原绿化造林、挖湖造景的项目用地要逐步恢复为耕地。二是完善耕地种粮补贴激励政策。广东省农作物“一年三熟”，农民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各地不同程度出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将原有种植粮食的耕地用于从事粮食以外其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危及粮食产能。有必要从经济效益角度逐步引导农民种粮。三是探索耕地保护跨区域补偿机制。对于珠三角等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区域，要按照“人地挂钩”原则测算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义务量，给予承担了大量耕地保护任务的粤北地区经济补偿。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2005—2023年耕地变化时空演变特征，重点对耕地与各地类之间的转化模式进行解析，但受数据获取、研究尺度等因素限制，未能对具体驱动因子做进一步分析，尤其是不同都市圈、不一样的区域耕地演变驱动机理分析，这将是后续研究需要细化和深入的方向。

  第一作者简介：朱灵伟（1991—），男，甘肃省崇信县人，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规划师，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

  通讯作者：钱竞（1983—），男，江西省新余市人，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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